▲ 既然热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美之间有可能滑向新形式的冷战。（图：路透社）

如果说前些年人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近来随着两国之间贸易战不断恶化，人们思考的问题不再是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这个陷阱到底是怎样的。实际上，多年来，中美两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认知一直是不同的。在美国方面，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对华强硬派自1990年代开始以来，一直在讨论中美之间会如何发生冲突；在中国方面，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避免这样一种可能的冲突。

如果把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贸易冲突，就会太过于简单了。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至少存在着三个“战场”，包括：（1）特朗普及其团队中的一些贸易官员，他们侧重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贸易公平、规则等；（2）美国国会主导的技术冷战，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不可弥合的分歧，唯独在中国问题上具有了高度的共识；（3）安全和军工系统试图把中美关系引向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即美苏那样的冷战。

显然，在这三个“战场”中，贸易战既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但也可以成为技术冷战甚至传统冷战的起点。历史地看，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不是零和游戏，更多的是双赢的，但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则往往是零和游戏。可以这么认为，就大国关系来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是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历史节点的必然产物。很自然，贸易战不是两国冲突的终点，而是不同形式冲突的起点（或者导火索）。可以预计，两国之间在贸易问题上和解的空间也不大，即使出现了和解，也可能只是暂时的。

一个简单的现实是，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都具有很大的韧性和消化能力，除非两国贸易突然脱钩，否则不会对两国的经济产生即时的巨大影响。这种情况表现在两国谈判上，就是谁也不会向对方给予过多的让步。今天，中美的贸易谈判已经大大超出了纯贸易问题，而演变成了力量的较量。

不过，不管贸易战如何发展，两国之间的热战也不太可能，也不需要，因为两国都是核大国。进而，中美之间也不可能用传统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美国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没有能够通过传统战争来解决问题，更不用说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针对中国，美国更可能使用传统冷战所使用过的“意识形态”武器，包括民主、人权等。不过，所有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因素可以为对方制造麻烦，但远不足以使对方屈服。如果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只要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本国社会具有吸引力，外在意识形态就很难起到颠覆性作用。

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其他方面的冲突，这些其实仅仅是中美关系的表象。美国的真正的国家利益从来就不是这些所决定的。就其本质而言，美国外交政策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其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或者人们传统上所说的“霸权”地位。为了维持“霸权”这个最高的国家利益，美国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无论在国家层面、企业组织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也使得美国的作为具有了自我赋予的“道德性”，容易达成内部共识、获得内部支持。

美国的“国家利益”逻辑会使得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异常悲观。不管如何，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可以使得美国改变这个逻辑。除非美国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逻辑会继续横行世界。不管喜欢与否，大多数国家都是试图在美国的这个逻辑下“求生”的，不管这些国家是美国的敌人还是美国的盟友。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把这个逻辑看透了，人们对中美之间的关系不至于那么悲观。实际上，两国也有可能避开零和游戏，或者一场你死我活的争霸战争，也即前面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关系最坏情况会是怎样  

现实地看，人们并不难对中美关系做最坏的打算。问题在于，最坏的情况会是怎样的？既然热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美之间有可能滑向新形式的冷战。新冷战意味着中美关系不会完全重复往日美苏冷战的情形。新冷战会是怎么样的？这首先需要人们看看旧冷战是怎样的？有哪些新因素出现可以回避旧式冷战？或者中国可以做什么来避免旧式冷战、避免最坏的“颠覆性错误”的发生。当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颠覆性错误”是针对中美两国而言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中美两国都会是他方行为或者自己行为的牺牲品。

旧式冷战格局就是一个美苏之间的“战争状态”，两国关系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和被视为是“敌国”或“敌国集团”进行冲突，同时和面临同样“敌人”或者“敌国集团”的国家进行合作。这种“冲突”或者“合作”的结果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集团。第二，在存在着两大对立集团的情形下，所谓的“国际秩序”就意味着这两大集团之间必须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秩序，即存在着一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规则，来保障国际社会最低程度的安全和稳定。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成功的外交就意味着有能力创制和维持这些规则，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提供给另一方以生存的空间，因为一旦对方没有了生存空间，“冷战”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热战”。

在国际层面，两大集团又是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呢？经验地看，两大超级大国通过不同形式的“试错外交”逐渐确立了一些游戏规则，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冷战秩序”。这些规则意在阻止两国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为世界大灾难，即核大战。有三条规则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不向对方或者对方的盟友使用核武器，尽管有些时候两国也经常用核武器来威胁对方。第二条规则是两大超级大国之间不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和冲突。第三条规则是两大阵营之间进行有限的战争和冲突，即通过代理人所进行的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

不过，与其说是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两大集团内部集团秩序的建设。或者说，两大集团之间的内部秩序建设远较两大集团之间的竞争更为重要，主要表现在苏联集团使用计划经济模式来整合内部秩序，而美国集团使用的则是市场经济模式来整合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说，当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苏联违背了马克思“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理论，而反共产主义的美国倒是遵循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

两种经济模式不同，决定了两大集团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决定了集团内部各国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更决定了两大集团不同的整合方式（即计划经济的强制性和市场经济的自愿性）及其支撑两大集团军事发展水平的经济能力。尽管柏林墙的倒塌有其外部因素，但主要是其内部已经腐朽不堪。

尽管中美关系是否会演变到往日美苏关系还需要持续的观察，中国也须要注意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美国的“代理人战争），但更需要认识到今天的中美关系远非当时的美苏关系。在内部，中国已经确立了中国自己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西方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这并不反映事实，因为事实上中国的非国有部门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6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开放经济，这和当时苏联的封闭性经济有天壤之别。在政治上，尽管中国政治仍在演变过程中，但很难演变成为西方那样的政体，并且在进行大规模建设、资源动员、应付包括战争在内的危机等方面，中国的政体表现出巨大的能力。

  中美关系未来图景  

在国际上，中国并没有像当时的苏联那样形成自己的排他性的“集团”。旧冷战结束以来，尽管美国开始通过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新的“敌人”来强化着其原有的同盟，或者构建新的同盟，但中国仍然没有试图建立自己的同盟。中国数十年来所强调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非西方意识上的同盟，因为这种伙伴关系是针对有关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同盟是专门针对第三国的。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把中国塑造成其“敌人”的努力并不成功，即使美国的传统盟友如欧盟诸国和亚洲的一些盟国也很难把中国视为“敌人”，因为中国没有对它们构成威胁。不过，中国没有组建同盟并不意味着中国容易被孤立；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和世界的关联和关系。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和世界的关联度。

从这些基本面看，人们不难勾勒出中美关系的未来图景。

如上所说，贸易战对中美两大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热战则非两国的理性选择，唯一可行的便是技术冷战，或者美国一些人所说的“经济战”。但在两个深度互相依赖的经济体之间进行经济战，除了两败俱伤之外，并不能出现一个明确的赢家。一个孤立的美国打不了“经济战”，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美国就同样要结成国际联盟来排斥中国。不过，现实的情况是，美国可以在本土市场以“国家安全”或者“国家利益”的名义来排斥中国，甚至美国的一些同盟因为受美国的压力也可以排斥中国，但美国则没有任何可能把中国挤出世界市场。

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本身需要继续的开放，甚至更大的开放。而这也是这几年来中国所做的努力。中国不仅承诺更大的开放政策，而且在政策实践层面在加大、加深开放程度。在世界经济层面，中国更是在实行大规模的“走出去”计划，包括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些都有助于中国和世界的深度融合，而非相反。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的技术冷战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机会”，即中国的技术创新的机会。正如李约瑟博士在其多卷本《中国科技史》所表明的，在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的技术远远领先西方。西方只是在近几百年里大大超越了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不过，今天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数十年之后，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科技知识，中国不仅是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更有成为最大的创新市场的潜力。

并且，只要继续开放，西方政府也很难完全阻止科技知识的流传。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更是意味着西方技术发明的成本会大大增加。尽管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比例上小于美国，但中产阶层的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能力，没有资本乐意放弃中国市场。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加快“走出去”，而美国也很难再次走向“孤立”，因此，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迎面相撞实为必然。美国既没有能力和办法来改变中国，也没有能力和办法来围堵中国，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呈现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局面，即存在着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都具有开放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而对其他国家而言则是选择问题，一些国家和美国交往多一些，另一些国家和中国交往多一些，更多的国家则是两边都交往，以求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9年6月4日，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