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在開放政策方面出台了諸多政策議程。這些新政策議程表明中國的開放政策已經進入了4.0版。十八大之後，首先出台的是自由貿易試驗區政策，之後建立了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此基礎上，十九大之後，又加上了海南自由貿易港試驗區。

近年來，歐美在内部分配機制出現問題，社會高度分化的情況下開始盛行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等，與全球化背道而馳，而中國則大力提倡進一步的全球化。習近平在達沃斯經濟論壇和博鳌亞洲論壇等多個場合，宣示了中國政府繼續推動全球化的決心。同時，中國本身則加快了開放的力度。

盡管表面上，一些人認爲中國近來的開放是因爲面臨來自美國的壓力，但實際上中國或許是在通過利用外在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壓力進行主動開放。很顯然，進一步的開放是中國可持續發展所需。新一波的開放政策包括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經濟大平台、修改外資投資法、知識産權保護、降低關稅等等，可說是全方位的。

中國如何從開放政策的1.0版走到今天的4.0版？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自近代被西方打開大門之後，開放一直是大趨勢，無論是被動的開放還是主動的開放。改革開放之前的毛澤東時代被視爲是封閉政策，但當時的“封閉”政策是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的，主要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對中國構成的安全威脅。

盡管當時的中國領導層可以說“不得不”實行封閉政策，可一旦有開放的機會也不會放過。因此，中國并沒有什麽困難和美國建交。之後，在華國鋒時期，中國已經開啓了開放政策，盡管當時被批評爲“洋躍進”（或者“洋冒進”）。在一定程度上，華國鋒的政策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的中國對開放的迫切心态。

1978年中國正式進入今天所說的“改革開放”時代。對内改革、對外開放，把開放和改革放在同等的位置，可見開放的重要性。但“開放”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當時的中國處于鄧小平所說的“貧窮社會主義”狀态，經濟發展水平低（短缺經濟），資本高度短缺。同時，改革開放的主要目标就是發展經濟和現代化，而這些又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請進來”政策後的改革

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作出了一個重大的判斷，即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大趨勢。這個判斷既是中國對世界的期望，也是中國自己努力争取的目标。中國到今天爲止仍然強調的“發展機遇”的起源就在于此。

發展經濟需要資本。因爲資本短缺，中國實行了“請進來”的政策，即主動打開自己的大門，讓外資進入中國。西方資本當時對中國還是抱高度的懷疑态度，首先進入中國的是海外華人資本，中國香港、台灣、澳門和新加坡。中國擁有大量的海外華人，這是中國的優勢。

從統計上看，西方資本隻是在鄧小平1992年“南方講話”、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之後，才開始有規模地進入中國。爲了吸納外資，中國确立數個沿海經濟特區，讓外資享受一些“特權”。這在當時被視爲激進之舉，被一些左派人士批評和攻擊。但開放是大勢所趨，之後沒有任何批評能夠阻礙開放政策。從80年代到今天，盡管對開放的批評成爲常态，但開放本身也成爲了中國的常态。

如果“請進來”是開放政策的1.0版，那麽90年代開始的“接軌”是開放政策的2.0版。1980年代，中國也花了很多努力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即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但因爲内部阻力太大，并沒有成功。中共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确立，爲中國的開放政策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動力。爲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主動實行“接軌”政策，即主動修改本國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以契合國際社會的标準。

中國努力不少，修改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從制度層面積極加入國際貿易體系。“接軌”政策對中國方方面面的影響是巨大的。中國在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匹配的經濟制度體系，并通過和有關國家（尤其是和美國）的艱苦談判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接軌”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不是很容易。當時，中國國内不少人大呼“狼來了”，無論在意識形态層面還是實際利益層面，阻力不少。但“接軌”和加入世貿組織，可說是中國抓住了二戰之後最大的一個發展機遇，改變了中國的全貌。

二戰結束之後，美蘇兩國很快就進入冷戰，兩個陣營對峙，有效阻礙着資本在全球範圍内的流動。盡管西方專注于其内部的發展，但因爲西方經濟越來越體現爲官僚經濟，到80年代出現了發展瓶頸。于是，1980年代同時在大西洋兩岸發生了英國撒切爾經濟革命和美國裏根經濟革命，兩場革命的性質是一樣的，即在私有化基礎之上的資本自由化。這場革命也擴展到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私有化在西方内部的效應很有限，因爲“一人一票”制度的存在，政治人物很難把國家從公共領域撤回來。但西方資本自由化在國際舞台上則找到了充分施展的空間。

這主要是因爲90年代初蘇聯東歐共産主義陣營的解體，以及中國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實行的大幅度開放政策。也就是說，中國抓住了百年不遇的機遇。這也就使得中國成爲自90年代以來這一波全球化的主體之一。在這波全球化之後，到現在還沒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預見的未來還能出現類似的機遇。例如，這些年來，印度也希望步中國後塵，通過全球化來促成國内的發展，但印度人發現國際資本已經沒有了後勁。盡管印度被西方政府和媒體視爲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受大肆吹捧，但西方資本并沒有大量進入印度。

人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是90年代“接軌”和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的産物。因爲大量西方資本的湧入，中國很快就成爲世界制造業基地，把西方的資本、技術要素和中國的勞動力、土地要素有機地結合起來。這造成了幾個方面的經濟奇迹，包括中國實現了長期的兩位數增長，在短短時間裏躍升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最大的外彙儲備國等。但就開放政策來說，最重要的變化莫過于中國從資本短缺經濟體向資本剩餘經濟體的轉型。所以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的資本開始“走出去”。

資本的“走出去”構成了中國開放政策的3.0版。世界經濟史表明，對一個國家可持續經濟發展來說，資本的“走進來”和資本的“走出去”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自由貿易和投資是經濟發展的要義，而關鍵在于資本的流動。盡管中國“走出去”的資本包括國有資本和私營資本，但中國資本和其他國家的資本并沒有什麽本質上的不同，即資本總是流向那些有利可圖的地方。所不同的是，當中國資本“走出去”的時候，世界上大部分的經濟空間已經被西方資本所占領，中國資本隻好走向那些條件并不那麽好的地方，包括那些政治不穩定甚至經常發生戰争的地方。

十八大以後，中國開放政策4.0版開始形成。和以往版本的開放不同，4.0版兼具“請進來”和“走出去”要素，是兩者的系統化和兩者之間的有機結合。就“走出去”而言，以往也都是市場需求導向的，但比較零星，不具有系統性。十八大之後形成的“一帶一路”倡議則是在以往“走出去”的基礎上的系統化。“一帶一路”較之以往的“走出去”具有了更大的動力，因爲它結合了中國剩餘資本、産能和所擁有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完）

撰文：鄭永年/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文章來源：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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