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哈佛大學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在美國出版了題爲《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的著作。這本書馬上被翻譯成日文，于1980年出版。在日文版出版之後，這本書一直是日本最暢銷、由一位西方學者寫日本的著作。

1979年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在美國出版了題爲《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的著作。

不過，1986年《廣場協議》之後，日本在短短一段時間裏便經曆了從股市、房市經濟的“騰飛”到經濟泡沫破滅的全過程，驚心動魄。1991年，另一位西方學者瓊恩·沃羅諾夫（Jon Woronoff）寫了另一本書來回應傅高義的《日本第一》，書名叫《日本什麽都是，但就不是第一》（Ja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也就是說，日本是否是一個成功的故事，至少是否如傅高義所說的那樣成功，在西方一直是有争議的。

傅高義在談到爲什麽要在20世紀70年代末寫《日本第一》時說，主要是“爲了讓美國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國做得好，而當時美國人并不了解日本人取得了這麽大成績。”他舉了很多例子，如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會治安很好，犯罪率較低；貧富差距不大；培養了非常能幹的官員，而且官員腐敗不那麽嚴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團結，産品質量提高得很快等等。傅高義認爲，總結戰後日本發展經驗的真正目的是“對美國的啓示”，讓“美國人一看書名吓一跳，認真去了解日本，學習日本的長處”“讓那些爲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的美國人警醒，亞洲文化也是可以創造奇迹的！”

《日本第一》出版後産生了很大反響，在日本成爲一本家喻戶曉的暢銷書。在東亞，這本書也是一些國家的政府推薦給公務員的必讀書。這本書帶給日本人的“自傲感”是任何東西也難以取代的。日本的商界在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變得洋洋得意起來，一些人借着日元升值勢頭狂妄地聲稱“要把美國買下來！”。不過好景不長，随着經濟泡沫的破滅，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度過了“失去的二十年”。之後，與其說是經濟穩定下來，但不如說處于長期的“滞漲”階段。

誠然，對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也是可以讨論的。傅高義本人對此很不以爲然。雖然他也認爲日本亟須改革，但日本經濟發展的水平、教育、知識、國民素質水平仍然很高，日本社會比美國人更節儉，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産業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領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強勁，日本企業制度雖然有所改變或改進，但并沒有被完全抛棄。

實際上，在2000年，傅高義還出版了另外一本書，不過沒有引起人們更多的關注罷了。這本書叫《日本仍是第一嗎？》（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這本書總結了美國人在哪些方面已經從日本學到了教訓，同時也開始讨論日本本身可以接受的教訓，提出了日本如何通過進一步改革自身而繼續強大的建議。2016年，日本的一個出版物出版了一期題爲“2050年日本會成爲世界頂端強國嗎？”的專刊。在專刊中，傅高義仍然表示樂觀。

傅高義一直高評價日本

一些人批評說傅高義“忽悠”了日本。不過，總體上，傅高義對日本的評價是客觀的。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人們尤其是在亞洲對日本總有過高的期望。很多對日本的批評就來自這種過高的期望。今天的日本的确面臨很多問題，尤其是人口老化和社會欲望低下，但所有發達經濟體都面臨着嚴峻的問題，日本并不例外。實際上，較之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的問題并非那麽嚴峻。對大多數人來說，日本仍然是一個非常适宜居住的“美好社會”。

傅高義本人也認爲中國更須學習日本，特别是學習日本在發展過程中“做得比美國好的地方”，而不要“學美國不好的地方”。日本人總的來說富而不奢，不像美國人那樣過度消費；日本在社會公平與和諧方面雖然不如過去，但仍然比美國做得好，特别是企業内部比較平等。在改革開放以後的很長時間裏，中國的确是向日本學習的；或者說，日本是中國重點學習對象之一。

傅高義認爲中國更須學習日本。

但随着國家的繼續崛起，很多中國人變得自傲起來，覺得日本經驗不值得一看了。在一些人眼中，甚至連美國都不須要重視了。直到近年來大批中國消費者蜂擁至日本購買各種日本制造品，直到這次中美貿易戰開始，他們才發現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竟然缺失了這麽多東西。傅高義有關中國向日本學習的這些觀點，都是值得人們注意的。

傅高義非常謙虛，他并沒有多說中國可以在日本的崛起過程中吸取怎樣的教訓。很多年來，他一直關切中、美、日之間的關系，論著不少。最近，他完成了一本中日關系的大作，從隋唐講到現在。如果人們仔細閱讀傅高義的諸多作品，不難從中得出中國可以從日本的崛起中學到怎樣的教訓。這些教訓不僅僅是上述内部方方面面的發展，同樣重要的是如何應付本身崛起的環境。

日本從二戰的廢墟中崛起，很快成爲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後來被中國所超越）。日本的崛起可以說是和平的崛起，這不僅因爲日本二戰之後沒有和其他國家發生沖突，而且其他國家也是接受日本的崛起的。崛起、和平、讓其他國家接受等，這些都是人們在借鑒日本時須要思考的。

較之其他國家，戰後日本人是謙卑的、低調的。1955年到1973年，日本的國内生産總值年增長率達到10%。在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間，日本的國内生産總值增長了20倍。1968年，日本便超越西德成爲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同時，日本成爲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1950年代，在世界的眼中，“日本制造”仍然是“廉價”的代名詞，但很快日本成爲制造業強國，在很多領域名副其實地趕上和超越了西方和美國。日本也成爲西方學者稱之爲“發展主義型國家”的原型和典型。

日本早已成爲制造業強國，在很多領域名副其實地趕上和超越了西方和美國。

日本是吸取了二戰的深刻教訓的。二戰前，日本統治者被明治維新之後的快速崛起沖昏了頭腦，試圖建立以日本爲中心的“東亞共榮圈”，揚言要把西方趕出亞洲，确立日本的霸權地位。但日本帝國主義的做法不僅使本身成爲犧牲品（戰敗），更對亞洲各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二戰後，或許是因爲美國掌控了日本的外交環境，日本人埋頭苦幹。

在對外方面，日本往往把自己“僞裝”成西方，和西方話語保持高度的一緻性。盡管到1980年代，民間也出現“日本可以說不”的聲音，但整體精英界并沒有出現這種聲音，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的“親美”立場始終沒有變化過。同時，日本主動輔助美國，在提供“國際公共品”方面也盡力而爲。（完）

撰文：鄭永年/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來源：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