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急速蔓延，超出很多人的想象。随着确诊病例、死亡人数的攀升，疫情会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多大多久的影响，是萦绕在许多人心头的疑问。就此，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进行了一番长谈。

郑永年（图源：IPP）

谈话摘录如下：

 

侠客岛：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几个月。您对各国应对疫情有何整体观察和评价？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在疫情防控上举措与效果的差异？

 

郑永年：总体来看，西方国家应对疫情的表现令人失望。西方拥有最发达的经济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和庞大的中产阶级，所有条件都很优越，为什么还是失控状态？如果要我来打分，满分十分，西方国家连五分都不到，最多拿四分。

现在西方一些人怪中国，这没道理。要知道，新冠病毒是人类此前未曾见过的，抗击疫情是全新的挑战。中国迅速行动起来并获得成效，实属不易。相较之下，欧美说不过去，他们有足够时间，为什么没准备好呢？

比较来看，东亚国家和地区防控做得比较好，至少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体制动员力。从东亚战后的发展史来看，包括日本、四小龙、中国在内，多数属于“发展型政府”，政府比西方强势；西方是资本主导的秩序，美国现在还在讨论，甚至说“牺牲生命也要维持经济运作”，“保经济更重要”。

第二，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更高。东亚社会的民众普遍更守纪律。政府要求居家隔离、不要恐慌、不要抢购、按时量体温，绝大多数民众都能做到。对东亚社会来说，“生命安全”和“自由”不需要比较——命都没了，还有什么自由呢？

西方则不同，现在还争论“权威主义”，认为政府权威过大，就没有自由了。至于“群体免疫”这话，放在东亚不可想象，会使政府丢掉合法性。

在这个意义上，东西方都有“契约”，但是形式不同。西方的契约是选票，选上就可以。但问题是，政治是治理，不是选出来就高枕无忧了。天天指责别人，或者提前布局抛售股票，这样的政治人物不会取得什么实际治理效能。

人们在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办公楼外排队等候测温（图源：彭博社）

 

但疫情防控也不只跟体制相关。说到底，西方国家应对疫情不力，是资本和社会失衡的结果。

他们确实有最发达经济体、最发达的公共卫生体制，但口罩、防护服、洗手液等基本医疗卫生物资都不能生产。不是没有这个技术，而是生产能力流到其他国家了。

反过来也一样。中国抗疫能有今天的成效，除了有效动员、一线医务人员舍生忘死付出，还要归功于物资生产能力。中国最值得重视的抗疫经验，是“制度资源”和“经济资源”配合、统一，西方的制度和经济资源则产生了错位。

中日韩三国在抗疫初期合作很好，跟产业链密切配合有关系；欧盟没有产业链，就合作不好，所以很狼狈。美国也是。

新冠病毒，图源：美国FDA官网

 

侠客岛：不少机构及学者都在讨论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有分析说会造成全球性衰退，有人拿疫情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相比，甚至与当年的“大萧条”相比。您怎么看？

 

郑永年：全球化条件下就是这样，第一季度中国几乎停摆，好不容易慢慢恢复，订单却大幅减少了。所以有人说，只要世界不变好，中国也会很难。这有道理。

但要思考的是，疫情冲击之下，还有“世界经济”吗？新加坡147架飞机，现在只有9架在飞；旅游、餐饮等服务业更不必说；制造业也没有需求。因此疫情之后，肯定会有很多反思，尤其是一个问题：全球化到底为了什么？

在我看来，经济全球化还会继续，但不会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每个国家都会把事关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安全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

上一波经济全球化，很多国家失去了“经济主权”，税收、就业等都转移出去了，国内产生了很多矛盾，社会差距拉大，中产阶级规模越来越小，这都是现在西方民粹、保护主义的产生根源。所以，未来的“全球化”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

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可能超过“大萧条”。当年大萧条几乎只影响西方国家，但现在主要经济体都受到影响。大萧条时各国同意用凯恩斯主义解决问题，但现在呢？一些国家便开始印钱、宽松，只顾解决自己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控制社会恐慌？在中国这个问题几乎不存在，党的系统、行政系统就够了；但很多国家都已经出动了军队来维持社会秩序。

历史上，瘟疫和战争几乎是孪生兄弟，如果社会恐慌控制不住，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几乎只有一墙之隔。必须看到，这次是“综合性危机”，是经济危机、社会恐慌、国家治理危机的“三合一”并发症，在西方尤其明显，要非常警惕。 

 

侠客岛：国内公众比较气愤的是，在中国抗疫吃紧的阶段，西方舆论冷嘲热讽；西方疫情蔓延，一些政客甩锅、指责中国，大搞污名化；中国支援国际抗疫，西方又说这是“外交攻势”“掠夺式捐助”。您如何看待这些政治操作和舆论声音？

 

郑永年：确实要看到深刻危机。疫情引起的海外的、我称之为“反华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浪潮”已经浮现。一方面，这是政客无能、推卸责任的做法，但更重要的是背后隐藏着“议程设置”。

二战前法西斯的崛起，是用右派民粹主义反对他们所谓的左派民粹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个大的局面到今天没有变化。西方民间的反华事例这次能看到很多，Anti-Chinese，华人、华人企业已经感到压力，留学生、出去的学者也是；精英阶层，则非常意识形态化。

疫情受控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浪潮。按说，世卫组织定义了病毒名称之后就应该按世卫组织的定义来，但是蓬佩奥、美国的反华议员到现在还在讲“中国病毒”，这是故意的，远超出“推卸责任”的范畴。

反过来，中国在行动上、动员上做得很好，反而被说得很差。西方一直有偏见，他们说援助是称霸，应该怎么回应？我们现在还是习惯“国际合作”“大国责任”的说法，这种说法多少西方民众真正理解？这是很精英的话题，但精英阶层非常意识形态化。

在我看来，不如回归最基础的，就是人道主义。这本身就是战后国际秩序的起点。疫情导致多少人感染和死亡？死亡是全世界的公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这就是弘扬人道主义最好的场合。

中国领导人说，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难道我们不知道封城、封省、停摆会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为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就这么做了。这是地地道道的人道主义。这个文章做好了，软力量就有了。

至于病毒起源于哪里，科学家都不知道，政治人物怎么知道？一句话就怼回去了。中国政府现在对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援助，这还不包括各地政府和中国企业的捐助、援助行动。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就是最好的话语，也是最通用的可以接受的话语。

3月25日，中国援建伊拉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核酸检测实验室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揭牌。（图源：新华社）

 

侠客岛：回到中国。疫情已经对中国的经济、企业和人造成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也提到，“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国内疫情逐步稳定之后，下一步您觉得可以如何布局？

 

郑永年：要提前思考未来经济布局。

前面提到，疫情之后会是新的全球化阶段，各国都会强化自己的“主权经济体”，恐怕要回到80年代以前“有限全球化”的阶段。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自己生产，但大多数东西还是要自己生产，靠内需，要在自己的产业链上向上爬升，提高技术含量。

我看到国内有些地方又在用老思路搞传统基建项目。问题是，同样的财政支出，是不是可以向社会公共事业多做投资？比如农田水利、医疗卫生，这都是内需、刚需。旧的思路主导下，总以为等着，国际经济就会好起来。但我认为这次疫情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情。美欧都会一定程度地恢复“自食其力”。

因此，要有新的“主权经济观”和国际经济观，才能知道下一步我们的经济该如何布局。要考虑“需要一个怎样的内需社会”。要救企业、救老百姓，也要把我们自己的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做大。大规模基建可以解决一定的就业，但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效。

我们也看到，社会力量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企业家捐款、志愿者做事、企业和政府合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按理说，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但是他们的民间力量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吗？所以，如果在中国的制度设计中给社会力量更大空间，政府的负担会大大减轻，社会力量发挥的作用也不会比西方差。

 

 

来源：IPP评论，原载于侠客岛

采写：公子无忌

编辑：云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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