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对反对派勾结外国势力多有不满。图为某港媒批评郭荣铿、涂谨申窜访美国的宣传画

香港反对派长期以来都与外国政治势力保持紧密关系，但如果说过去还只是偷偷摸摸的话，那么从去年底至今年初开始，市民便发现，由于香港政治形势稳中向好持续向好，反对派渐失民心，转而更大力度地，甚至公开地乞怜于外部势力，一些反对派不仅外访次数大增，更是堂而皇之地与外国势力及政客会面，要么要求外国干涉甚至是制裁中央及特区政府，要么要求外国议会成立委员会，要么干脆在政党内成立“国际事务委员会”。

显而易见，香港的反对派正在进一步朝劣质化方向发展，并呈现三个特征﹕一是与外国勾连的“制度化”；二是政治立场的“极端化”；三是主权原则的“洋奴化”。这种趋势将会随著今明两年的两场重大选举的进行而进一步加剧，而如果反对派依靠极端路线并获得更多议席，则未来将再难返回原有发展状态。因此，必须对反对派勾连外部势力的言行予以必要的遏制，既要从法律制度上体现威慑力，更要从现有行政措施上予以必要的打击。   

与外部势力勾连举动频频

回归至今的21年来，反对派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回归初的五年，反对派沿袭回归前英国人制定的政治主张及其发展路线；第二阶段是2003年至2012年，这是反对派强化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以误导香港民意发展的过程；第叁阶段则是从2013年至2018年，这是反对派尝试更为极端的暴力行动的几年，从“占中”到“旺暴”，反对派试图彻底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及格局；第四阶段，也即当前的状态，这是反对派在香港政治形势稳中向好持续向好的背景下，为欺骗觉醒的市民，纠结“本土对抗”及“议会对抗”，并投靠境外势力，试图主导香港政治发展的阶段。

因此，在过去三个月时间裡，市民可以看到一连串的不寻常举动﹕

今年2月中，媒体报道，陈方安生、公民党、香港记者协会及45个所谓的“公民组织”，“上书”英国议会，声称马凯以及“DQ”等事件“证明香港政府已不在乎国际的看法”，更“证实英国政府无法保障本港的权利及自由”；因此“建议”英国政府为上述事件“发声”，以及英国有必要成立一个独立于现时“英国国会跨党派中国事务小组”的“委员会”，就本港情况作全面关注，并定期提交报告，以“监督《中英联合声明》的实施情况”。

今年2月28日，反对派“学者”、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赴英，再次到伦敦大学学院（UCL）发表政治意味极浓的“演讲”，主题为“萎缩中的空间”，并贯之以“香港自由社会的司法与社会主义列甯主义国家的动态关係”主线。而此人去年就曾以“前所未有的凶猛风暴：最近的宪法争议”为题在同一所大学发表类似言论。

去年12月7日至17日，公民党郭荣铿专程到美活动10天，闭门会见美政商界及法律界相关人士，并“拜访”相关智库、金融机构等。其对外宣称访美是为“游说美方继续维持香港单独关税区政策”，但实际上到底是何缘由，见了谁、做了何种政治交易，则一概无人知晓。

去年12月4日至10日，民主党的涂谨申以出席会议为由亦到美活动7天，其对外宣称与“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正副主席及委员会面，“就香港问题交换意见，让他们更了解香港最新的情况”。其实，涂谨申早被港媒揭露为美“保护”的对象，其所谓“交换意见”也被香港市民质疑为以“告洋状”进行利益交换。

去年12月3日至8日，香港众志的罗冠聪、周庭二人窜美活动，表面上是替黄之锋“领奖”，但实际上是进行另类活动。4日更与美民主党众议员麦克高文（Jim McGovern）会面，亦与前副总统拜登有过接触。之后被安排到乔治城大学发表题为“香港步向独裁”（The State of Hong Kong’s Authoritarian Turn）的演讲。

去年12月20日，民主党成立所谓“国际事务委员会”，以便堂而皇之地勾连外国势力。

在过去三个月，反对派人士到英美等地进行活动次数难以统计，如此密集的外访动作绝非偶然。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反对派是得到了外国势力“政治顾问”的指导，正按部就班地进行一场新的政治动员以及路线调整。未来，反对派将持续呈三个趋势发展。

反对派劣质化发展的三个趋势

第一，与外国勾连的“制度化”。正如前文所述，长期以来反对派与外国势力尤其是美英势力过从甚密，但对外依然是遮遮掩掩，即便是被传媒撞破，也会含煳其辞，要么说是“朋友会面”，要么是“礼节会面”等等，极少人敢承认与外国势力的紧密联系。但这种被反对派内部形容为“不必要的被动”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民主党去年底成立“国际事务委员会”（“国际委”），便是一个明证。

作为香港首个政治组织，设立“国际委”性质之恶劣非比寻常，它标志着反对派政团试图以更主动的做法，去拓展“外围空间”，除了进一步获得更多外国资金援助和政治支持外，更要以此来掌控香港的政治话语权。据民主党资深人士表示，“国际委”的设立是便于与外国保持更为紧密的关系，而提出设该委员会的，最先是来自与外国在港机构人员高频接触的核心成员。而大多数人都相信，若没有外国人员的“建议”与“鼓励”甚至是“利益相诱”，他们是不可能作出这一决定的。民主党做了，公民党、工党乃至其他的香港地方政治组织如“议会阵线”、“香港本土”等，亦极有可能跟从，以至“制度化”地与外国势力勾连，成为一种非法性“常态”。

第二，政治立场的极端化。走更极端“本土”的立场，对于反对派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但相较于过去的简单化、民粹化的“极端”，未来反对派政治立场的极端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仅在政治议题，而且在经济民生议题上，都采取“封堵”的政策与立场；二是手段不仅仅限于街头对抗，未来几乎在所有层面，不论是在立法会还是所谓“公民组织”，不论是对国民身份议题还是基建发展问题，都将呈现与政府全面对抗的趋势。

之所以有此变化的根本一点在于，反对派内部各政团要在有限的选票基础中，进一步扩大支持盘。例如，一些传统“泛民”的人看来，黄之锋、罗冠聪或刘小丽等人，能够轻易地获得选票，原因是他们掌握了所谓的“民主定义”的话语权，再加上言行举动表现极端，以及与外国势力的“勾连合谋”，成功塑造了“民主先锋”的形象。因此，未来政党要有发展、要有更多的议席，立场就必须与“本土派”更近，否则将被“边缘化”。未来两场选举，反对派会否再制造出新的“旺角暴乱”或是“二次佔中”，值得警惕。

第三，主权原则的“洋奴化”。过去20多年来，即便经常有一些出格的言论，但反对派仍然可以视作是认同回归后宪制基础的政治势力。然而，这种对宪制认同的理性路线及做法，随着非法“佔中”的出现而坍塌。随之而来的是，被煽惑起来的“分离主义”声音，以及在大学校园裡被一些势力刻意挑动的“港独”言论，反过来牵着反对派政团鼻子走。从2014年非法“佔中”开始至2018年的整整四年时间，不断冒出的“港独”组织，几乎占领了反对派的舆论空间。反对派中几乎人人皆视“本土自主”为政治及选票工具。

反对派希望成为外国势力“一份子”

因此，不论是跑到外国叫卖“重修基本法”，还是与外国驻港机构代表大谈“独立是选项”，反对派已经丢弃过去成功获得选票的政治保守立场，转化成人人争夺最激进立场的“伪先锋”角色。对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原则问题视如儿戏，更有甚者，站在外国的立场去审视或指责特区政府依法施政。香港众志叫嚣“取消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一些受操控的“公民组织”更是不断发起“港独”游行，而公民党党魁杨岳桥更以特区政府没有禁止华为产品，提出所谓的立法会“质询”。这些洋奴、傀儡的嘴脸，表露无遗。

反对派已经不满足于当外国势力的“政治代理人”，而是希望成为外国势力的“一份子”。今明两年的两场地区直选大战，将是外国势力直接插手、干预甚至操控反对派的高峰期，也极有可能是“港独”等分离势力叫嚣、施暴的高峰期，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即便基本法23条立法仍未完成，有关部门也应当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採取必要的举措，该检控的就要检控，该“DQ”的必须“DQ”，及时遏制及阻吓这股逆流。（完）

文章来源：紫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