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仍在等待有效的反贪机制出现

发布时间:2018-11-22 发布者:Asia Times


【亚时中文网讯】印度要建立长期和有效的反贪机制还需要进行一段很漫长的斗争。目前其首要反贪机构中央调查局(CBI)的两名高级官员被突然罢免,而这件事带来的全国争议性和官司之争再次使这场长达60年的斗争成为焦点。


CBI局长阿洛克·维尔马(Alok Verma)和副局长Rakesh Asthana这两位CBI官员在上月24日晚被联邦政府强迫离开,此事被称为午夜政变。


阿洛克·维尔马已向最高法院对此次政府行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因为它已向调查机构作出保护措施,试图将其与政治干预隔离开来并确保其自主权。


就如同在1997年最高法院对内阁多名官员被指涉收贿的“哈瓦拉案”的判决那样,这些保护措施包括保证其局长职位的两年任期,在此期间,其职务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被调职,并且需要得到选举委员会的批准。而对于此事的判决仍需等待。
从历史上来看,建立有效反贪机制的斗争始于1966年年,当时一个行政改革委员会展望以一个监察员或顶级反贪污监督机构来解决公共服务和权力中心的腐败问题。


为此目的而诞生的第一项法例于1968年由下议院提出并通过。然而,随着议院解散,立法也随之失效。该法案在2014年1月通过并编纂前已经被提出8次以上,实际上在每一位总理的任期内都被提出过。


然而,公民监察法案的设立尚未成功,并且仍处于最高法院的法律纠纷之中。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州分自行采用了监察使法。今年7月,法院拖延了联邦政府以继续争取多4年时间。


尽管联邦政府,印度人民党(BJP)及其相关组织在法律通过之前在全国范围内的反贪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也给他们的2014年选举带来了一定收益。


这场斗争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需要摆脱“单一指令”。这是联邦政府时不时向CBI发出或委任的一套指令,要求“事先批准”调查决策层面的公务员(联合秘书及以上)。它有一段奇怪的历史。虽然它是在1969年年首次发布的,但在1988年1月向CBI发布了一套新指示,强制要求“事先协商”和“政府同意”就引起争议,此前还出现了涉及时任总理拉胡尔甘地的博福斯丑闻。


最高法院在1997年的“哈瓦拉案”判决中驳回了此规定,但由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领导的BJP政府通过2003年中央监察委员会(CVC)法案重新提出,该法案修订了1946年德里警察特别法案。最高法院于2014年再次审理。但现任BJP政府在总理莫迪领导下,于今年7月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即1988年反贪法(PC Act)。


“哈瓦拉案”判决所设计的几个反贪机制给予了CVC一个法定地位,并赋予其超过CBI职能的监管力度以使后者免受干扰。在此之前,CBI受政府控制。


通过这种方式,CVC成为最高的反贪监管机构。但2003年的CVC法案把它变成了一只纸老虎。它成为一个咨询机构,无权登记关于犯罪的第一情报报告(第一次信息报告),或调查和起诉刑事案件。


更何况,政治执行官被排除在外,高级官员受“单一指令”保护。此外,CVC的管辖范围仅扩展到PC法案下的犯罪调查,而在所有其他事项中权力仍归联邦政府所有,因此阻碍CBI了摆脱政府的干预。


随着CVC变成一个无效的机构,对公民监察法案的需求加剧。但当法律于2014年编纂(但尚未通过)时,该机构被大大削弱,没有权力单独处理贪污案。相反,它必须依赖投诉。它可以询问但无权调查,它必须依赖其余“任何机构”,并且只在这种情况下像才能“监督”CBI。


通过这种方式,行政控制仍由政府掌握。此外,对其他法律亦没有作出适当修正。因此,虽然政府对CBI拥有行政控制权,但其他法律继续部分处理其权力和职能。这种多样的法律给其自身制造了混乱。


打击贪污的另一方面是为举报人提供保护。在最后一次统计中,有73名举报人被杀。为此目的引入的2014年举报人保护法尚未执行。该法已处于制定过程11年,依然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并且没有制定好规则。


与此同时,BJP政府试图通过以下方式减少行为:(i)根据《官方保密法》(OSA)取消向举报人提起根据本法披露的豁免权,以及(ii)禁止披露某些类别的信息,除非信息是根据《信息权法》获得的,否则由举报人提供。它已被下议院通过,但仍在国会上议院待决。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CBI事宜的进展,再次尝试建立一个有效的反贪机制的希望落在最高法院手上,这机制需要是自治的,并且不受政府干预。下周举行的法庭听证会可能会揭示未来的发展方向。(完)

特别声明:本站转载或引用之图文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本站联系,本站将及时更正、删除。版权问题及网站合作,请通过亚时财经邮箱联系:asiatimescn@sina.com

热门话题更多>>

推荐文章

更多>>

扫一扫手机阅读

ATimesCN手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