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杀戮事件令阿萨姆民族主义成为焦点

发布时间:2018-11-15 发布者:Asia Times


【亚时中文网讯】本月1日晚,在阿萨姆邦多拉地区一家位于Kherbari的杂货店,一班穿着绿色迷彩服的武装男子走近坐在店门前的人,5名男子被告知要下到河岸,然后排队并被近距离射击。


身份不明的枪手杀害了5名孟加拉人,这在印度东北部邦引发了大量争议,并点燃了阿萨姆民族主义的火焰。


今年6月,达斯和Abhijeet Nath在Karbi Anglong区被行私刑在该州引起了人们激烈讨论。阿萨姆社区的大部分人指责Karbi部落不守规矩和不讲文明,更何况其中大多数滥用私刑者都来自该部落。四周都弥漫着为逝去年轻人报复的挑衅言论,在这些反应中,明显的社会边界和作为阿萨姆公民的本质亦被凸显出来。


同样,多拉的谋杀事件使人们回忆起1998年至2001年期间在阿萨姆邦发生的数十宗秘密杀戮事件,在该事件中分离主义的阿萨姆邦联合解放阵线(ULFA)成员和他们的家人甚至同情他们的人都被杀害。The Justice(Retd)KN Saikia Commission委员会于2005年被阿萨姆邦政府任命,负责调查这宗秘密杀人事件,发现调查中有35宗案件存在“阴谋”。


现时,最新的谋杀案疑犯是来自阿萨姆邦联合解放阵线的武装分子。但由于该组织全盘否认,加上尸体被快速处置和枪杀案件的情况,使案件真相加模糊。该组织的否认为案件带来了许多可能性,暗示可能涉及深层国家机构,甚至是挑衅行为。
本月1日被杀害的5人分别是Ananta Biswas,Abhinash Biswas,Shyamlal Biswas,Subal Das和Dhananjay Namasudra,就像早前的私刑案一样,令阿萨姆社区部分人感到悲痛。许多人公开谴责这种野蛮的杀戮,在过去,该地区类似的杀戮没有被这样公开批评。


最近这杀戮事件也加剧了社会分歧。由于受害者都是孟加拉人,这个问题变成了该邦阿萨姆人和孟加拉人两个语言群体之间的冲突。这些裂痕在《2016年公民权(修正)法案》成立以来就开始产生,该法案为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某些少数民族社区的非法移民打开大门,使其有资格获得印度公民身份的同时,也加剧了阿萨姆和孟加拉人之间的分歧。


阿萨姆邦联合解放阵线领导人如Mrinal Hazarika和Jiten Dutta也发表了挑衅性言论,他们威胁支持该法案的孟加拉印度教教徒,在后来也被因与多拉的杀戮事件有关而被拘留。


多拉的杀戮事件也产生了阿萨姆人的某些象征。阿萨姆人民族主义的一贯象征之一是阿洪姆(Ahom)军事人员在战斗中使用的剑。被称为hengdang的剑成为阿萨姆民族主义的重要象征,它暗示了勇气和胜利,并在很多方面象征着Lachit Borphukan的形象。Lachit Borphukan是一位阿洪姆将军,他击败了莫卧儿并且现时被右翼团体雇用作为阿萨姆印度教徒的保护者,使他们免被穆斯林莫卧儿人入侵。


当阿萨姆人的身份被布拉马普特河(雅鲁藏布江)流域的上层种姓质疑时,这把剑的象征就会被提起。这被批评为沙文主义(主义)文化,它抑制了异质性,然而这却是当代阿萨姆邦公共领域文化的主流。


本月2日,All Assam Bengali Federation在苏卡县地区对多拉杀戮事件发起的抗议活动出现了暴力行为。在苏卡县的当地人袭击部分示威人士,并用竹竿殴打他们。同样,在兰卡有两名阿萨姆妇女一边看店,一边与50名暴徒争论,并挥舞着竹竿驱赶暴徒。这来自中国的竹竿很快成为阿萨姆人自卫以抵抗孟加拉人的标志。


语言是另一个重要的文化层面。阿萨姆部长Hemanta Biswa Sarma表示,多拉杀戮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人都“说着流利的阿萨姆语”,而且“他们的孩子正在阿萨姆语中学学习,这表明了语言的重要性。他的言论反映了在语言学方面阿萨姆民族主义的阴暗面。


这种语言沙文主义也被归咎为导致许多自杀事件出现的原因,这些事件在公布“国民名单”(NRC)草案后发生,该草案使该邦许多人成为非公民。


极为有限的归属感和文化所灌输的恐惧已经成为阿萨姆邦生活中令人熏息的社会层面。它还导致许多孟加拉家庭被强制变成阿萨姆人。几十年前Nirupama Borgohain在Nalbari,Mukalmau ,Neherbari和Rangafali难民营的报导就是这种转变的证据。


阿萨姆邦的沙洲一直沾满鲜血,而在Kherbari的杀戮事件就是仇恨堆积数十年后的结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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